漢朝在歷史上真是一個奇特的王朝，華夏民族新稱謂漢族皆因它的存在而流傳至今，另外其他王朝大多以衰落而亡國，只有它因強而亡國。當然它這個強主要表現在對外，對內大權旁落，君臣離心也是不爭的事實。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也許有人會說是東漢末年的黃巢起義間接壯大了地方豪強，削弱了朝廷的影響力，進而加速了地方豪強與朝廷的離心，這才造就了東漢末年諸侯並起之局面，其實歸根結底這些只是問題的表象，問題的根源在於群臣對朝廷的失望，進而引發了之後的一系列問題。群臣為什麼會對朝廷失望呢？

這就不得不從動搖東漢根基的兩次黨錮之禍說起。東漢雖然是西漢的延續，但由於東漢歷代帝王的壽命和能力問題導致東漢的治國模式有一個顯著特徵即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政專權，群臣聲音微弱，尤其是到了漢桓帝時更甚。

漢桓帝——漢章帝劉炟曾孫，他在繼位初期完全就是一個傀儡，後來雖然親政但由於外戚梁冀的干預，他的行動也處處受限，為了避免自己成為漢質帝第二，漢桓帝決定先發制人，他利用可以依靠的宦官出其不意的將梁氏外戚集團一網打盡。外戚雖然暫時退出歷史舞台，但由於漢桓帝是依靠宦官才掌握實權，所以他對宦官是無理由的信任，宦官也依靠他的寵信開始將觸手伸向朝堂，許多立場不堅定的大臣開始依附投靠宦官。宦官的亂政引得一些正直士大夫和貴族的不滿，他們開始向漢桓帝進諫，痛斥宦官的為非作歹，可惜漢桓帝對此置之不理。

漢桓帝的放縱更加助長了宦官的氣焰，他們開始羅列罪名對士大夫和貴族進行報復，宦官的報復也讓更多的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認清了宦官的亂政，他們開始以實際行動抗議宦官的亂政，比如河南尹李膺不畏懼宦官權勢，在大赦後處死了蓄意在大赦前殺人的張成之子。張成作為宦官的黨羽在宦官的指示下讓自己的弟子在牢中上書，誣陷李膺等人結黨營私、誹謗朝廷。（「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原本此事稍微詳查便可知真相，但漢桓帝並沒有，相反出於對宦官的信任，他下令逮捕並審理黨人，由此士人與宦官間的矛盾爆發，此即為第一次黨錮之禍。這次鬥爭由於漢桓帝的偏袒，以宦官的勝利而告終。

漢桓帝病逝，漢靈帝登基後，群臣以外戚竇武為首又一次向宦官發起衝擊，可惜雖然引進了外戚的參與，奈何漢靈帝如漢桓帝般寵信宦官導致結果並沒有改善，並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朝堂宦官與士大夫爭鬥不休之時，朝野因為宦官的為非作歹和恣意欺壓，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此矛盾積壓下，民間的黃巾起義爆發。

黃巾起義爆發後，黃巾軍以勢如破竹之勢迅速在全國七州二十八郡引發戰事，為了避免黨人與黃巾軍合謀，漢靈帝在皇甫嵩、呂強的勸諫下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黨錮雖然因黃巾之亂而解除，但宦官並沒有受到懲處，可以說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當然失敗並不可怕，更令士人失望的是漢靈帝的一道詔書，其言：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意思是但凡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

簡言之經過兩次黨錮之禍的打擊，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士大夫、豪強開始對朝廷表示失望，另一方面宦官更加為所欲為，殘害百姓，結果激起民變，引發黃巾之亂。

在士大夫、豪強對朝廷失望離心之餘，漢靈帝又做了一件將東漢推向滅亡的事，他在太常劉焉（益州牧劉璋的父親）的建議下改刺史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擔任，讓其擁有地方軍、政之權。漢靈帝的權力下放助長了地方軍擁兵自重，一些有野心且對朝廷失望的士大夫、豪強趁此機會開始發展自己的勢力。

漢靈帝病逝後，外戚與宦官爭權的局面再次上演，不過此時漢靈帝當年重置州牧的弊病開始顯現，豪族出身的袁紹仗著自己兵強馬壯作為第三種勢力開始參與朝政，他以替外戚何進報仇為由衝進皇宮將宦官殺戮殆盡，顯示了地方軍閥擁有武力後的囂張。之後各路地方軍閥為了擴張勢力開始互相攻擊，東漢皇帝成為擺設，天下進入群雄爭霸的亂世。

正如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說的那樣：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東漢群臣為了東漢的興盛而發起的自救卻因桓、靈二帝的忠奸不辨而失敗，進而造成群臣與朝廷的離心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

參考資料：《後漢書·卷七·孝桓帝紀第七》

《後漢書·卷八·孝靈帝紀第八》

《朱紹侯．中國古代史教程（上）．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